支持吕雉斗慈禧，斗而不倒。权谋不决，可以向两人请教。X6LII
魏忠贤当大内总管太浪费人才了，让老魏掌管情报和敛财。X6LII
刑道荣，谁说三军统帅要亲上战场，当他是吉祥物不好吗？X6LII
六大派系玩平衡，太后党、后党、阉党、相党、***、大将军党。X6LII
这皇帝简直如康熙得孝庄、太宗得长孙、文帝得邓通、武帝得桑弘羊、雍正得弘历、肃宗得郭令公。就算当不了千古一帝，至少也能在历史上留个明君之名。X6LII
——太后武则天、太上皇朱祁镇、皇后贾南风、大内总管赵高、皇叔朱棣、丞相王莽、大将军刘裕、太子刘邵、皇弟李世民、国丈杨坚、义子吕布、使者中行说、辅政大臣司马懿、禁卫军宇文化及、节度使安禄山、太原留守李渊、降将侯景、亭长刘邦、驿卒李自成、落榜考生黄巢、乞丐头子朱元璋、天父次子洪秀全、大贤良师张角、前朝遗孤刘秀、蒙古大汗铁木真。初始建都沙丘城，丧土燕云十六州，满朝文臣是东林，天下武官是关陇，西北晋商通外国，东南海盗私倭寇，冬季突袭莫斯科，英法联军叩国门。X6L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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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纣王的罪状的由来，顾颉刚先生在《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考证得非常详细，被后代史学家广泛认可。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X6LII
1、春秋战国人议论喜欢举例，说到好人就是尧舜禹汤，坏人就是桀纣盗跖。纣王又是前朝亡国之君，所以成了罪恶的集大成者。X6LII
2、纣王罪名有个明显的层累过程。在最早的今文《尚书》中，纣王最大的罪状不过只是酗酒。而到了西晋《帝王世纪》中，基本囊括了我们熟悉所有的坏事。X6LII
3、《尚书》中纣王其他罪状，包括不用贵戚、登用小人、听信妇人、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更多体现的是纣王对王权的强化。X6LII
4、《尚书》到《帝王世纪》期间的纣王罪状还存在不少矛盾之处，所以更不能轻信了。X6LII
另外，随着新文献的出土，有些说法需要修正，比如以往最早记载文王吃伯邑考是《帝王世纪》，而定州汉简《六韬》已经记载了，但不影响研究方法和整体结论。X6LII
关于如何评价商纣，离不开晚商的社会背景。而我们把三代历史放在一起看，会发展有一条明显轨迹，即是王权和族权的反复斗争。一般来说，王权和族权在建国初主要是利用关系，但是中期开始，因为王权加强到了某个程度，这时和族权就会产生冲突。到王朝后期，王权和族权因为矛盾不可调和，最终国王被族长推翻。而新王朝又会重复上述过程，而尽管旧王朝被取代，但在争斗中王权不断强化、族权不断被减弱，最终走向了春秋战国的大变革。X6LII
关于夏商之际的记载，主要停留在文献中，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些痕迹。《尚书·汤誓》记载商汤说：“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尚书·立政》记载“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尚书·多方》记载“有夏诞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终日劝于帝之迪”。这些罪名指向同一个问题，即夏桀加强王权。所以商汤的政策是“网开三面”，而伊尹也大谈“尧舜之道”，其实都是强调氏族平等观念。X6LII
而国家是以血缘氏族为整体支配对象，来保障公共职能行使和王室私人需求；具体人口则是受到氏族族长与国王权力的双重支配，而更多的是来自氏族族长。所以王权和族权天然既存在利用的一面，又存在矛盾的一面。走向成熟国家必须要求王权不断排除血缘氏族的影响，而把公共权力延伸到每个个体。这种改革从商朝中后期就开始了，这个关键人物就是商王祖甲（帝甲）。我们知道商朝中前期兄终弟及比较普遍，但最后几任基本都是父子相继，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X6LII
从卜辞我们可以看到周祭制度开始形成，旁支被排除在周祭范围之外，表示王位继承权开始由兄弟共有缩小到父子所有，是商代王权对族权的胜利，也为后来周代的嫡长子继承制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商周氏族族长看来，祖甲无疑是违背了祖宗遗训的，甚至因此造成王权与族权的冲突，很大程度上直接导致了王朝的灭亡。所以周人单穆公说：“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帝甲乱之，七世而陨。”帝甲到帝辛的改革目标都是国家发展，但因为挑战强大的族权而导致了覆灭。X6LII
网上不少人认为过于强调武王伐纣的胜利是因为利用商朝主力军征东夷的间隙，这当然是个重要原因，但绝不是根本原因。如果没有其他族邦的支持，周人不可能一战胜利后，就能坐稳江山数百年。周革商命和商革夏命其实如出一辙，都是族权对王权的阻碍和胜利。在武王伐纣期间，对盟友称的是“友邦冢君”，认为周革殷命是“行天之罚”，表现出对族权和神权的尊重。而到了西周中后期的厉王、幽王，则又重蹈了帝甲、帝辛的覆辙。X6LII
结论：纣王的残暴荒淫，更多是后世的污蔑。纣王不过是在身处的王族斗争时代中，做了加强王权、抑制族权的事，当然具体行为或许存在过激不当，最终落到身死国灭、为天下笑的下场。X6LII
相关回答：林屋公子：商朝的历史是否是周公篡改了的？X6LII
[转录]顾颉刚：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_知北游_新浪博客X6L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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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请自来。题主如果问的是历史帝辛，那我可以多说几句。X6LII
事实上这个人绝非什么完人，但公正评价一点倒也达不到疯狂洗白的程度。我个人也不赞同所谓的“爱上了一个人”就是很好的说辞。X6LII
首先对于征东夷这件事吧，现在利用考古证据基本上能完整梳理出的只有“十祀征夷方”，所谓“十祀”就是帝辛十年，夷方是东夷的一个国家，地望众说纷纭，但大抵不出山东一带（也有说在安徽的）。那么根据卜辞《甲骨文合集》36182我们可以得出释文：X6LII
“禺夷方率伐东国，册夷方，妥（绥）一（人，予）其比多侯。”——《甲骨文合集》36182X6LII
这段卜辞是什么意思呢？大意就是说，夷方侵犯了商的东土诸国，帝辛册命告知东方的诸侯，宣告夷方的罪责，并准备联合多个诸侯征伐夷方。X6LII
可以看出，十祀征夷方这次战争的开端并不是帝辛所为，也决不是什么飞廉、恶来、费仲的谗言所导致的。须知商末方国时叛时服，而商王朝对于臣服的方国负有保护之责。我曾在其他回答里说过，如果帝辛对这些都能置之不理，那才是真正的昏聩。X6LII
而所谓的几十年深陷东夷战场，目前看来也是没有根据的。目前一般认为帝辛征伐夷方有两次，一是十祀，二是十五祀[1]。间或可能有一些小战争，譬如二十祀帝辛在上郚，又如帝辛征伐“阴美方”，这个“阴美方”也被认为在东土的汶水下游。[2]X6LII
那么这样算来，伐阴美方没有时间记录（董作宾先生疑为十五祀伐夷方事），不能确定。而在上郚只有数月，伐夷方更是早已就有排谱，可证明帝辛与夷方、林方等国家主力作战并不困难，前后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3]X6L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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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帝辛的改革政策的确有激化矛盾的问题，但其中严重的应该是权力矛盾而非阶级矛盾。比如《商代史·殷遗与殷鉴》就认为帝辛是为商朝做出了努力。而商灭亡的原因是多元的，比如王权的不成熟、族权的庞大、“用人惟旧”的政策，分封制的不成熟、对外过分依赖武力征伐等等。而帝辛所作所为，比如：任用小臣，变更用人制度、加强对外服控制、接收四方逋逃，扩大直接控制人口数量、进行经济、法律、祭祀等多方面改革等等，这些政策其实无可厚非，但因为失之激进而导致了与旧贵族和一些方国的矛盾激化，兼有统治者自己的性格原因与商末的自然条件恶化，加之周人在古公亶父时已有了翦商之志，一直对内发展，对外扩张才导致了商的灭亡。[4]并非帝辛一人之问题，更谈不上“无脑”。（X6LII
看到您评论区里说帝辛是改革者这话不是社科院说的，这里再艾特您一下，《商代史》系列可是正宗的社科院编著，社科院出版）X6LII
事实上帝辛扩张直接统治人口这一政策很可能是有利的，因为我们目前通过考古证据可以看到，在殷墟四期，即帝乙、帝辛时期的殷墟，人口数量可达到14.6万人以上，“其数量超出殷墟第一至三期的人口数量总和”。且在居住方面，各族邑之间的空白地段明显减少，族邑大小明显扩大，且出现了“四合院”式建筑，这种建筑方式的出现当源于人口增多。X6LII
在经济文化方面，青铜器的方向也有了巨大变革。有些学者曾以为殷墟二期以后出土的青铜名器样式简单，用料单薄，应该是商朝国力衰落的象征，现在据考古资料应当重新审视这一观点。X6LII
“一个是明器化方向，即出现了专门用于墓葬随葬的葬器。其具体表现为器形变小，体薄质轻；纹饰简单，或素面，或弦纹，或简化兽面纹；无铭；铸造粗糙，范线多未经打磨，泥芯多残留于器体内，盲芯多暴露出器体等。此类青铜器多出于殷墟第四期的中小型贵族墓葬，故很容易给人造成殷墟第四期青铜文化走向衰落的假象。X6LII
另一个是沿着实用器，即祭器方向继续发展，且出现了两种风格：一种风格是沿着传统样式继续前行。其具体表现为器形变化不大，但器壁变得较薄；满身花纹减少，带状纹饰增多，不少纹饰虽有主纹与地纹之分，但主纹多不突出，与地纹基本在同一平面上；有的省去地纹，突出主纹；还有的以疏朗的云雷纹构成兽面纹或夔龙纹的身尾，给人以简练明快之感；多有铭文；虽然出现了角、筒形尊、四足盉等一些新的器形、也出现了较长篇的记事性铭文，但在铸造技术上似乎没有多大进步，甚至有的还有衰退之势。此风格的青铜礼器多与明器化的青铜礼器同出于殷墟晚期的中小型贵族墓。X6LII
然而，另一种风格的出现，不但弥补了第一种风格铸造不精的遗憾，而且在铸造技术上有了很大突破和不少创新。具体表现为体大、壁厚、质重，造型新颖、奇特、夸张，纹饰繁缛、地纹细密、主纹突起，铸造精湛、优良。其标新立异的造型，繁缛夸张的纹饰，皆使人耳目一新，精神大振。此风格的青铜器在铸造技术上有不少创新和发展，它们真正代表了殷墟第四期灿烂辉煌的青铜文化。此类风格的青铜器多见于国内外博物馆所藏的传世青铜器。”[5]X6LII
须知这种风格的改变，需要更强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而我国当时处于早期国家状态，人口和经济无疑是评判国家强弱的重大标准。故而笔者认同岳占伟先生的观点，即“不仅看不出殷墟第四期文化面貌的衰落趋势，反而看到的是殷墟在这一时期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大都邑。至于商朝被周人灭国，原因很复杂，并非是因为国力衰败所致。”这也正合前文论述《商代史》中的观念，一个国家的灭亡原因是复杂的。X6LII